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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转—性,婚姻与经济学理论

    可以说,性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当然,我指的是性生活,而不是性别,性别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是我快乐和烦恼的根源,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成本,这成本在有生之年能给我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赔个一毛不剩,变成呆坏帐和闲置资产,我心中还十分没底。

    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这事风险太大。这说明做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断定: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那么毫无疑问,深藏床帷之后的性爱和农贸市场上的萝卜具有某种共性,这也符合波普艺术家们的价值观,1954年艾伦·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说世上并无尊卑,如果有不平等,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我觉得既然谈到价格,那其实还是一种平等--钞票面前人人平等,比如香港的淫媒组织就曾经列过一张菜单,把演艺界的女明星一网打尽,我心中的那些偶像,从清纯玉女到三级肉弹,谁值多少钱标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手上有一亿美元,那感觉就象走进了超市。

    不考虑宗教信仰和道德的负面影响,那么一次单纯的、形而上的性爱就是一个契约,酒店里的桑拿小姐问先生要不要服务,可以视为一个要约邀请,至于老婆掐着老公的脖子发令:官人,我要!就明显是一个标准合同,不明白标准合同的朋友们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你反对手机双向收费,也不满意中国电信的服务,但你还是要入他们的网。

    合同订立后的性爱象一单混合了FOB和CIF特征的国际贸易,FOB的意思是船上交货,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发生任何毁损灭失、遗弃泄露都不能算是交易成功,失败后的男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额头冒汗,这充分说明做爱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而"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有保险",于是就有了杜蕾丝、拉士丁和杰士邦这些品牌,根据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论题",我们可以断定杜蕾丝和中国人寿作的是同样的生意,而第一个把避孕套叫作"保险套"的人堪称伟大,他要不是天才,就一定是个经济学家。CIF术语指的是货主承担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所以到药店里买避孕套的大多都是男性,交易过程中,出力最多、忙前忙后的大多也是男性,货主嘛,规定要承担运费的。

    如果探究到细节,性爱合同比其它合同更加完备:除了交货、验收,它还有交易后的信息反馈机制,电影《一声叹息》里,张国立问刘蓓:好不好?刘蓓娇喘一声:好死了。看得人心潮激荡。当然,这种反馈机制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完全对称,上海有个美女写了一篇文章,大标题就是:《伪装高潮也快乐》,这明显是在号召提供虚假信息,如果这种作法如果被会计师事务所学了去,必然会引发信用危机,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我在此要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是美林证券,这家世界闻名的证券公司因为提供虚假投资评估,2002年被罚了一亿美元,那笔钱如果给我,我就有能力去逛逛超市了。

    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象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都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消费者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但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这事就越没有吸引力,美国一个无聊的民间调查机构统计了三百多对夫妻的睡姿,最后得出结论:婚龄半年以内的夫妻,大多是面对面搂抱着睡,婚龄超过2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作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还有一位专攻下三路的诗人说,他在婚姻中唯一获得的"体制性的阳痿",看来他需要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

    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这些都说明婚姻是一个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与单干户相比,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可比价格低,香港报纸上有很多色情广告,广告卖点多是皮肤、身材,或者武功,从来没见过有小姐宣称自己价格低,"跳楼价、大出血、拆迁甩卖"什么的,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老婆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只好在差别化服务上作文章。

    性市场大概是唯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一方面,小姐们纷纷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IY,这情形有点象我们经历过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投机倒把"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赚了一点钱,据说养了好几个二奶,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时常偷袭他。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倒把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他也确实值得原谅,我表嫂出身名门,教养过人,对做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洗澡,要关灯,要遵循法定程序,要正面交流,决不可暗度陈仓,等等。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高关税壁垒,我表哥不懂经济学,他用最朴素的话表达他的意见:真他妈没意思。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

    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交易成本越高,人就越穷,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这话简直就是我说的。法国人心中的完美妻子是"客厅里的贵妇、卧室里的荡妇、起居室里的仆妇",这其实也是在响应张先生的理论:降低交易成本。我表嫂因为她长期供应的质次价高的性产品,终于在1999年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他们离婚了。这对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前些日子各地都有"换妻俱乐部"的报道,我这个人有点趣味低下,遇到这样的新闻,总要反来复去地看。《圣经》上说"亲近邻舍之妻的,不免受罚",所以搞换妻俱乐部的这些家伙,最后全都被捉将官里去,打板子,捱班房,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没资格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见了总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换妻这事可以算是一种等价交换,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交换是一种增值行为,农民拿粮换布,是因为他织布要比种粮食花更多的时间,这种交易让他节约了时间。由于没有人想作亏本买卖,所以换妻肯定也是一种增值行为,前面说过了,夫妻之间有个"性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而换妻则可以解决生产中的设备老化问题,以自己的不新鲜换别人的新鲜,使效用大大提高。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效用越高,就越幸福。所以换妻事实上是一件幸福的事,但这结论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帕累托优化",是指在资源分配中,不损害他人福利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1980年华罗庚数学竞赛有这样一道题目:大家排队取水,桶各有大小,怎样排列才能保证总体效率最高?答案很明显:小桶在前,大桶在后。但这损害了大桶者的利益,所以它是一个伪帕累托。阿瑟•奥肯1975年的"漏桶试验",损害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是另一个著名的伪帕累托。照我看世间真正的帕累托优化不多,而换妻就是一个。它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大家自愿,换过后也不影响使用,但每个人得到的效用都大大提高,当然这里必须排除性病传染的因素。

    几单位的性资源换一辆保时捷,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也付不起,香港某位著名女星还换了一套几千万的豪宅呢,你怎么说。不过这也正常,交换总会有价格问题,电影《不道德的交易中》,黛咪摩尔的老公拿她换了一百万美元,事后十分痛苦,觉得这生意不划算,如果他换来的不是一堆钱,而是别人的老婆,想来就会好过一些。

    换妻应该算是男人的恶行,网上有些女网友评论,说这样的男人真恶心,拿老婆当玩物。这话看似偏激,实则非常接近真理--性其实就是种物权。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你买了一只锅,这只锅就只属于你自己,别人不能轻易碰。性也是这样,尽管老婆大多时候都闲着,但谁也不会让别人轻易使用,也许变态会这么干,但我从没见过。再说说网上评论的事,女网友评论完了,有个男网友在后面骂,骂得十分提神:三八,你们怎么不说那些当老婆的,她们不也在换夫吗?

    当然,换妻这事最终是个道德问题。经济学要不要兼顾道德,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吵个不停。但道德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除了上帝。宗教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人类最终的理性,这话可以跟波茨纳那句"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联系起来理解。《圣经》里是这么说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值得称赞。"这话有点费解,如果我有个老婆,让她怕耶和华我没意见,但非要她敬他爱他,我就觉得他是在占我便宜,单方面的我不干,要就换妻。

    按古龙的说法,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堪为百代祖师",那时候没有钞票,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性"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换几捧高梁米,大概早有定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可以换彩电,换房子,换工作,换城镇户口,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一个法官当。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赖利说"货币比唯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这里的"货币"如果不是指性资源,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

    站在动物的立场,人类的性压抑、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93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咆哮不止,据说是发情使然。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一年只有那么一季,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茫茫林海,真爱何求啊。人类就不一样,一年到头都不闲着,自带设备搞生产,方便又轻松,资源又丰富,没有稀缺性。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指的是对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足的。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百年三万日",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50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如果我们也是老虎,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咆哮不止。

    一个开放的性市场需要制定交易规则,这是套用康芒斯的话。为了避免性市场陷入萧条,政府应当以行政干预拉动需求,比如对性产业免税等等,这大概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不过在现阶段的中国,康芒斯和凯恩斯们都无用武之地,性产业不合法,从业者只好在地下状态左躲右闪,偶尔生产,这显然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就象爱伦;坡的诗:被光明弃绝/向幽暗中寻找自我。这诗是我查字典翻译的,不知道译得对不对,但2000年我曾见过一个被收容的姑娘,她这样对警察说:找不到工作,摆个摊你们又要没收,不干这个干什么?那姑娘如果会用英文写诗,中国可能要多一位女文豪。

    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性产业合法化会导致伦理危机,上帝是这么说的,"妓女如深坑…她埋伏好象强盗,她使人多有奸诈。"上帝的比喻总是很形象。除此之外上帝还说了一句:"与妓女结交的,浪费钱财,"事实上有钱不用才是恶行,因为那将导致经济危机,否则政府拼命拉动内需干什么。18世纪初,英国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写过一首诗叫《蜜蜂的寓言》,说节约并非美德,奢侈浪费才是致富之道,这诗对凯恩斯有莫大影响,但明显跟上帝过不去,所以被禁了好几百年。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性病,认为红灯区合法化就是性病泛滥的前兆,这话也有事实依据,比如泰国就有爱滋病泛滥的问题。

    我个人倒是赞成合法化,但谁如果认为我这是为了自己嫖娼方便,我也无话可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既然不可能禁绝,不如拿它来赚钱。一个阵地,政府不去占领,黑社会就必然去占领。钱在政府手里和在黑社会手里哪个更能为广大人民造福,这事不好说,但逃税总不是美德。至于"伦理危机",我看就是个幌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蒂亚这样告诉阿辽沙:关于伦理学,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成为幌子,比如雷公电母、狐仙和柳树精,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再说说泰国的爱滋病,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只是政府管理不当,如果不合法,可能传染得更厉害。众所周知,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比如小道消息、黄段子,还有SARS。

    上世纪九十年代,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据说太原也有这种情况,但身边的事不好说,我们还是说别人吧。

    作为一名独身主义者,我坚决认为婚姻是个赔本买卖。首先它的机会成本太高,我们形容某人得不偿失,常说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结婚就是捡了一粒芝麻,却丢了一个谷仓。投资理论讲"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结婚显然是违背了投资理论,你把所有的蛋都放了进去,最后却未必就能孵出小鸡鸡来,弄不好连蛋都要打破。前些日子广东有个案例:有个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老婆发现后怒不可遏,一刀将他的作案工具割下来扔进了马桶,连生产设备都报废了,可以算是鸡飞蛋打的典型。同例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他现在一年要付给前妻300万美元,有一次差点就破了产。

    说起婚姻的实质,连我这个独身主义者都替你们难过。人类的性供应时间不长,20岁开张,60岁打烊,也就40年左右的时间,听说有人七十多岁还能搞批发,我觉得那肯定是部长以上级干部,全靠补药顶着,要不然就是su-su-super猛男。40年是14000天,按三天一次计,人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不过4600单位。如果不生孩子,也不谈爱情,那么结婚其实就是为了这4600次。"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细细分析起来这事其实并不怎么浪漫,白首偕老,终生相伴,不过是4600次活塞运动的另一种说法。为了使问题更好理解,我们对结婚的成本进行实证分析:

    一、结婚的直接成本。北京人结婚时,前来道贺的小伙子会这么唱:"结婚了吧,傻冒了吧,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可见结婚要付出50%的
收入,即使离婚也要按这个标准来分割共同财产。根据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取决于人一生的收入,我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48万一半自己用,一半拿来跟老婆换那4600次,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在这个问题上富人比穷人吃亏更大一些,如果月收入一万,那么性交的单价就是500多,据说莫斯科四星级酒店里就是这个价格,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因为每多包一个,他的成本就会降低一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决定夫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道德伦理,而是供需关系。如果你不巧是比尔·盖茨,那就太惊人了,按上述计算方式,你跟老婆亲热一次的价格是1100万美元,这钱如果买成猪肉,可以买16,000,000斤。

    二、结婚的简接成本。胡塞尔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结婚的,这说明结婚要损失自由,裴多菲有诗道:为了自由,生命也可抛,爱情也可抛,可见自由是无价的,除了这无价的自由,你还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比如陪老婆逛街,或者陪老公打麻将,这时间也是金钱;有人婚后感情不好,喜欢跟老婆吵架,说不定还要发生武斗,但不管是打坏了老婆,还是被老婆打坏,都要付出修理成本;如果被抓伤了脸,还要编谎话请假,产生误工成本;如果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你可能要磨破几双皮鞋,经济学中把这种成本叫作"皮鞋成本"。

    这么说来,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现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当然,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结婚证书。否则你去领个结婚证,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要是生得出来,我情愿输你一本《葵花宝典》。照我看,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不仅长得壮,产量也高,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避免出现饥荒。我们都知道,饥荒是生活基本资料,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高估产、高征收,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的过度浪费,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性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对男性来说,女方不断提升的性技术、不断扩大的性需求真是个灾难。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应和性需求的事,这法子可能有效,但实在是有点缺德: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

    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这事就叫红杏出墙。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除了安徽凤阳在1961打击过要饭的,说他们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大好形象,捉进去吊起来打,此外还真没见过这么没人性的。但对性爱逃荒者,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说她们淫荡、道德沦丧、不守妇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骂得人人自危,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哆嗦。这事其实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跟我们的国企改革差不多: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分配她的性资源?或者说,究竟谁是潘金莲性工厂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还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匿,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

    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供应及时。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那我就要多找两家,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也没见谁说我淫荡或者道德沦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关注采购质量,寻求足量、及时的供应,但我又加薪又升职,过得滋滋润润,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其间的迹遇,真是令人不胜嘘嘘。

    前面说过了,经济学有时要研究如何增加生产,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有很多理论,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作业时间,还有费亨氏理论、德罗定律什么的,金正日将军提出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所以西门庆买了两个银托子,所以印度神油和龟鳖丸才会那么畅销,社会学家说性药泛滥是一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我觉得这事跟道德关系不大,我们卖春药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饥荒,而众所周知,搞出饥荒可实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说也奇怪,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说起"效率"这个词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一件事,比的是谁更快,而在性爱问题上,人们却总想用最多的时间做那件事,比的是谁更慢。

    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关于"外部效应",可以这么理解:比如办教育,除了能赚钱,还能提高国民素质,这"提高国民素质"就是一种外部效应,它是好的,所以叫作正的外部效应;开化工厂要污染大气,这是坏的,就是负外部效应。工厂污染大气,这是政府要管的事,所以要对化工厂额外收税,这种税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庇古税。

    我们的主旨是谈性。性产业的负外部效应十分明显,前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家妓院上市,我到他们的网页上浏览了一下,发现满页都是黄色图片。我这个人虽然趣味低下,自制能力还是有的,所以看了也不会出什么事。换了是个没有自制能力的人,说不定就要跑到大街上骚扰妇女,这事我看就该算到妓院头上。

    除了诱发犯罪,性产业更严重的外部效应是伦理问题。伦理是人间正道,不管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反对色情,如来讲不可邪淫,耶酥说不可亲近妓女,安拉更彻底,连妇女穿高鞋他都会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三位神仙站到了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色情事业,不过照我看也没妨碍了它的兴旺发达。

    性产业悖德,主要是因为它的非法性、经营场所的隐秘性,以及它兜售的廉价的快感。我们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快感应当通过高尚的途径获得,比如阅读,观赏革命电影,或者扶老太太过马路什么的,要有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独乐不如与众乐嘛。现在你悄悄地躲起来,只顾着自己快活,全然不想亚非拉的受苦人民,这事即使不算卑鄙,至少也有悖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根据司各特•埃里金纳的理解,肉体的快感是人类独有的,肮脏也是人类独有的,与完美的上帝无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肉体的快感是肮脏的。由于性产业拿金钱换快感的经营方式,而金钱是亵渎灵魂的东西,这就不仅是肮脏了,简直可以说是罪恶。

    我不是清教徒,没有代上帝宣旨的义务,所以上面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因为性产业的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各国政府都制订了措施,限制它的经营规模,另外还要额外征税,我们前面说过了,这税叫作庇古税。有的地方采取的是征收管理费的方式,这管理费也可以算是庇古税。我有个朋友特别没文化,有一次我跟他谈起这个税,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税好,这税好,卖屁股嘛,当然要收屁股税。仔细想想,这话可能比任何经济理论都接近真理。

    "做爱"是个动宾词组。根据我的观察,男性和女性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大一样,男性偏重于那个动词,女性偏重于后面的名词。由此引发的逻辑是:如果"做"是重要的,那么跟谁"做"就可以忽略;反过来,如果"爱"是重要的,那么显然只能跟固定的对象"做"。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性解放"的理解。一谈性解放,很多人都要皱眉,说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象征,这明显是把"性解放"跟"性泛滥"混淆了。事实上性解放是一个挺不错的事,第一是消除性别歧视,第二是把人从宗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让性真正成为取悦身体的工具。这两件事哪件都不坏。有个保守主义学者反对这第二条,说性应该与婚姻有关,是人类自我繁衍的工具云云,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把人当骡子看。如果只为了生孩子才交配,那么人跟牲口有什么区别。另外现在也计划生育了,活好几十年,只准来那么一次,未免太不人道。所以说这人应当被送到维多利亚时期去,众所周知,那时候连鸡胸脯都不准说,叫作白肉。丘吉尔就犯过这个错误,被一位夫人斥责,后来他给这位夫人送了一朵兰花,说如果你将它别在你的"白肉"上,将是我莫大的荣耀。

    再说说"做爱"这个词,如果光"做"不"爱",那么它有一个大概的价格。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从几十元到几分之一辆保时捷,不同类型的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策略。"爱"字就要复杂一些,有人说它是无价的,有人说它其实也很便宜,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万物皆可交易,即然什么都可以交易,那么就没有无价的东西。但究竟爱情值多少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们还是要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际调查中,我拿这个问题问过6个人:假设你很爱你老公,给你多少钱,你会背叛他一次?这背叛当然是指身体上的背叛。从100万开始,所有人都点头;到50万,有一个人表示不行,这说明她爱她老公大于爱50万,但小于爱100万,我们取中间值:75万;到20万,又一个人表示不行,那么她的爱情大约值35万;再往下问,在10万元价位上有两个人退出,我们算作是两个15万;等到了5万元,最后的两个也无法接受,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是两个7万5。

    这六位女性的爱情总值是155万,平均价格是26万不到。她们都是白领,月
收入在3000到8000元之间,我们也取中间值:5500,那么26万相当于47个月的收入。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上面提到的价格不是纯粹的零售价,而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26万,她们必须抛弃些别的什么,要承担风险,如果被老公发现了,不仅要失去老公的爱情,还要失去老公能给她的那一部分钱,如果这钱大于26万,那么此人的爱情很可能就是个负值。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叫作负价格;用商业术语讲,叫作无偿赠送;用我们的俗话说,这就叫倒贴。一钱不值。

    我是在深圳进行上述调查的,深圳物价指数之高,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如果换在别的城市,这价格很可能还要打折。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全国的物价水平,列出一张爱情价格表,沿海富庶地区的爱情贵一些,内陆穷一点的省份就便宜一些。所以内地的漂亮姑娘都爱找沿海的男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这就叫作要素禀赋。

    这种统计肯定不够严谨,但可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爱情是有价的。另外,爱情肯定与一个人的
收入水平有关,收入越低,爱情就越便宜,只有亿万富婆的爱情才可能价值连城。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是个双务合同,光剃头挑子一头热还不行。即使一个人的爱情价值连城,如果她老公拿着不当一回事,那买卖还是做不成。这道理就象两口子卖车,女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卖,男的说一块钱您就拿走,你说这车它值多少钱?

    这种结果很难让人接受。在我们的观点里,爱情是无比美好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俗世生活的信仰,怎么可以象萝卜白菜一样,摆在柜台上任人挑拣?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有钱人拿贵的,而我们穷人,就只配拥有那些一钱不值的烂货?它应当超越金钱啊。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身体的偶尔出格是否就等于背叛爱情?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上面的分析就不能成立,那个26万就不是爱情的价格,而是婚外性行为的价格。如果坚持认为两者是一回事,那么毫无疑问,你的爱情即使超越了26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谁还没见过钱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身体的放纵算是背叛爱情,那么思想上的放纵是不是就更严重?我在四川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打望,打望就是在街头观看美女的意思,我承认我在打望时有过非份之想,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这就叫作亵渎爱情。打望这事不大好管,除非你每次上街都戴个眼罩。话说回来,如果连打望的权利都取消了,那还真不如直接给我一刀。

    翁倩玉唱道:爱是love,爱是amour,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要我看,如果正大的爱情真是那么美,那一定跟性无关,不会因为偶尔的放纵就收回去。否则那就不是无私奉献,而是倒贴。
12月5日

只是怀恋

    曾经有两个人去过我公司,一个是我哥,另一个,是点点点。太细节的细节已然模糊,依稀是,她在公司楼下安静的等我,玩了一天回公司把照片拷到移动硬盘上,走出办公室,周六的晚上依然能看到忙碌的同事。
    我很怀恋那间异常宽敞漂亮的办公室,那里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你可以每天八点过才下班,可以加班到凌晨,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去公司时看到一堆加班的同事。这些,是贵阳所没有的。
    我可以确信点点点是我第二个动过心的女孩子,是在曲院风荷给她拍的那个短片,后来回看的时候,当她跳着、跺着脚说“好了,可以了”的时候,太可爱,太可爱...那个时候,正是西湖最漂亮的季节,白堤上的人们,放着风筝;三潭印月的草,绿得亮人;花港观鱼附近,满是拍婚纱照的一对对;太子湾的郁金香,开得正艳;雷峰塔顶的晚风,吹拂着正好俯瞰杭州城...在车上给她盖好衣服,看着她安静的入睡;撑着伞漫步在细雨朦朦的校园;临上车时仿佛不经意的拉着我的手;很受用,太容易被小女人征服。
    我曾经固执的认为我的女神是那个调皮的女孩子,但慢慢发现她的很多想法和我渐行渐远,而点点点,竟让我觉得是如此的适合,巧的是,两个女孩子有着同样动听的一个名字...
    这篇文章的备用标题是,我的金钱与女人,又叫做,我的事业与爱情...
    点点点会看到这篇文章吗,我想是不会,一切,只是怀恋。
5月29日

无题

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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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很不容易客观。首先,评论者可能是事件的参与者或相关者,不免带上私人感情和立场。无论是囿于情感还是利益,都可能使人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事态无关者,可能更糟。他们不能对整件事情形成全面概念,要么只能从抽象观念出发;要么只能从琐碎枝节出发。前者是戴有色眼镜,看一切东西都变了颜色,有时甚至是戴哈哈镜,看事物变了形状;后者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是什么。 ???|Nl
  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是联在一起的。不了解现实社会,不洞悉时代脉搏,就不可能真正解读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遑论评价其功过是非。不了解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明白中国改革的真实含义,就会得出偏狭结论。
 
二,中国改革的实质 齖肛鐟虈卆
   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1980年代)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俯瞰历史。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陂莪矂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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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始于毛泽东时代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列宁语)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能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yd,键T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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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中,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邓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邓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l?勷 V?
   邓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 汣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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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总而言之,在经济制度上,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 俕?A?
 ,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1?櫏F3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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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朎?]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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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方向不能变。 S8P杶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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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 ,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邓小平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j
 
三,朱容基与中国改革 ?L媒楲m誋
   由此来看朱容基的改革,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朱所主导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国企等系列改革中,利益损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层民众。改革成本实际上是按人头分摊的,虽然朱已尽力减轻改革方案对民生的震荡,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仍然负担得很吃力。为什么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摊?因为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逻辑。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烖c鹅h?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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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蔑视这 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马是对的,真正的“ 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 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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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朱在1995年所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朱容基承诺国企三年脱困。朱并非不知道国企已不可救药,实际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说,甚至还得说相反的话。实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国企改革的进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损失,更要顾及他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够放大或缩小人们的实际承受。如果国企职工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抛弃,那么他们心中余下的只会是对生活的绝望,对社会的仇恨。只有让他们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进行。这有点类似股市:只有制造利好,庄家才能悄悄出货。朱作为政治家,其公开言论都是政治行为,只能作如是观。 ?蹬叕[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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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是朱容基;雷厉风行,快速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也是朱容基。朱深明经济转轨期的逻辑和需要掌握的火候,因此,他为社会变迁划出了一条底线:分化是必须的,但只能到此为止。 vI歠J?煓
   观察朱的行为,其倾向性还是有的:对于加速社会转型的改革,朱总是尽可能全力推进;对于“公平”价值和底层生活保障,朱只是做到底线之上。这是由改革本身的目标和逻辑决定的。这说明朱的著眼点,并非社会一时的稳定,而是国家长远的未来。社会大众暂时损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障碍,曾经使邓小平迟迟不愿意启动更深层改革,以至于问题越积越厚,后来者负载越来越重,改革者处境越来越难,腾挪闪转的余地越来越小。朱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风范都不允许他继续因循苟且,踟蹰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不惜承担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骂名——只有到今天,人们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职答问时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义。 硥c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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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朱容基与中国经济 y#辕糊%
   朱遭受指责的又一大罪状是1995宏观调控搞“软着陆”,扼制了经济活力,导致今天的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不可否认,今天的通货紧缩与朱1995年实施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确有相关。经济周期,本来就是客观经济过程与人的主观对策互动的结果。由于政策效用有一定滞后期,度在哪里,很难把握。如果再适逢外界变化,治理通涨的措施往往会导致通缩,反之亦然。这本来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只图嘴巴痛快,将这些东西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樱?阘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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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的金融整顿,是针对1993、94年的经济过热而为。历经几年调整,避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终于成功实现“软着陆”。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受抑;再加上1998年洪水肆虐,遂酿成通货紧缩势头。 t?M9圎|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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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朱从1995年开始的铁腕整治,以当时中国的家底和状况,中国很可能是金融风暴中最先倒下,并且跌得最重的国家(当时有很多金融大鳄瞄准了中国)。看看马、泰 、菲、印的惨状,究竟是要金融崩溃,还是要今天的相对疲软?本来不难选择。但社会批评家们往往是“常有理”,他们号称两者都不想要,他们只要繁荣和增长,无限的繁荣,永远的增长。那么请问他们即使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么解困良方?没有,连马后炮都响不了;要不就是毫无可操作性。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干活是你们的事,我们只管批评只负责指手画脚。 #?v?o4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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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受指责的是朱不应该征那么多税,把企业和个人都弄穷了。一个事实是,朱的税收增长并非源于税率提高,而是源于打击走私和严格征收。换言之,朱的税收增长并未加重依法经营者的税负。严格征税,既利于增强财政吸取能力,更是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公正,建立市场正向选择机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团非法牟利的有力举措,其意义更在打击走私,阻止外来商品对本国产业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这样有利于当前长远的明政,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强烈的反对?不错,现在生意不好做,赚钱不易,有人抱怨税负过重,又不能参与意见,这些方面确实都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改进,但这些都不能构成反对严格征税的理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社会批评更不应该混淆了界线。 (儷_A殸?
   另一个事实是,从储蓄余额看,个人和企业财产不但没有因此减少,反而还节节攀升。可见民间并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渠道。 H銔zf?誉
    于是朱大力推行积极财政政策,试图以政府投入带动民间投资,加速经济运转,打败通货紧缩。这又被认为是大手大脚,好大喜功,并称朱为“赤字总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绩效,功不功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首要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疲软效用,维持了经济增长势头,从而维持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将各种经济和社会危机因素抑制在潜伏状态,没有即时爆发出来。 p穇k-?葩|
   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系于经济的稳定,而经济的稳定系于国家信用,系于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信心,因此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讲“大话,空话”的原因。朱不是小学生,他讲话不是要向谁汇报思想,他讲话大都是政治动作。朱从好的一面阐释中国经济,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气,人气锻造繁荣,这有什么不好? 竻yb票m
   面对通货紧缩,宏观上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根据通缩的延续情况,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在通缩征状未解除前,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这很正常。如果听到风就是雨,朝令夕改,那才是为政的大患。当然,积极财政政策有其极限,但现在还没到顶。有人说中国政府现在已负债累累,吓煞人哉,不能再搞什么危险动作,不能再有赤字了。好象中国从此就只能谨言慎行,全心全意还债一样。但没有投入,何来收入?没有收入,凭什么还债?何况,相对于他们所说的债务天文数字,区区赤字,能值几何?有它不多,没 ?嬒?`#K[
 它不少,没必要自己先捆住自己手脚。 ?痠嬍獥d?
   最后,普遍认为改革过程中广大中下层国民的利益损失,普遍缺少安全感,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说得对,事实确实如此。但只要不打算走回头路,对此就无法可施。只能承认和忍受这种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再来想别的办法。这是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的险关隘口,只有闯过去,中国才有出路。闯过去之后,就是天长水远,海阔天空。 俟49荕[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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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惜别朱容基 ?LxKq啡?
   朱容基的作为,并非尽善尽美。实际上,在现实中,谁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政治人物的行为,都是出于利弊的权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因此,任何抉择,都有其负面效用,都有所遗缺。扒开正面专注负面,深文周纳,任何人都可以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这种罗织之法,在文革中曾被发挥到顶点,这也是文革中那么多大小冤假错案得以成立的认识论根源。面对专政机关对“百团大战”的求全责备,彭德怀曾愤然出声:走路也可能跌倒,做事的人,哪里照顾得面面俱到! e荓is?t* 
      在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要做事,就要准备挨骂;有责任心的人,又不能不做事。所谓“在昏昏噩噩的统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可有些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的说法,在 变化缓慢没有危机的农业社会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内有潜在危机,外有竞争压力的今天,昏庸和不干事,无异于等死。 ?膦[:揁?
   朱在义务教育和农村问题上,被人诟病最多。朱的做法,虽然符合社会转型期的需要,但基础教育方面,有的地区的做法确实已超出人文主义底线,必须引起重视。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不管出于多么宏伟正当的理由,行为都不能触及社会共存的底线;必须让大多数人至少保有在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Z寝啎+i 
      朱离任在即,外界对其仍然褒贬不一。朱是那种真金不怕火炼的实干家,经得起时间检验。相信随着时局推移,朱的价值和意义会更加凸显。这是一个英雄无力的时代,以朱的能力器局,本来应该成就一番更加令人称羡的事业,受限于地位和年龄,朱可能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这已经足够。朱是当今政坛的一股清风;他的出现,是体制内的异数;朱的干才胆魄,朱的亲民作风,朱的清廉志洁,善于面对公众,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对贪官庸吏的不留情面,仿佛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不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朱是超出于时代的伟人,其所作所为,迥异于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其结局,仍然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朱因此得罪不少人,也因此树起了自己的历史标高。 癵R0Z觜魫
                              相对于朱本人的抱负,相对于人民对朱的寄望,朱现在离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中国要产生一个朱容基不容易,但他就这么轻轻走了。或许,命运至今仍未真正眷顾中国,大局未定之时,哲人已隐,金剑沉埋。 q刌R0N?
   朱要走了,除非历史很快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幻,否则他已不可能再走到前台。当然,一个看似温和却同样具有改革魄力的新总理在继续开拓中国前进的步伐。

3月29日

-_-

    我就奇怪杭州这两天怎么雨不下了,天放晴了,花也开了,噢,原来是我过生日了
3月23日

快三年了

你可以说快三年了,也可以说快五年了,是吧
3月20日

    neal的搞笑系列QMD
    比偶聪慧的木有偶帅气,比偶帅气的木有偶聪慧,在比偶聪慧的同时又比偶帅气的,绝对木有小鸡鸡
2月2日

    都要去排队还买个鸟
12月21日

不错的一篇文章

v 生于1976

2006-12-01 14:34:05    来源:人物周刊

    他们对利益的诉求不再扭扭捏捏,并把它理解成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他们希望重新梳理一些广为流传、但似是而非的错误理念;他们希望更深入地观察80年代,更新知识体系;

    他们相信80年代人道主义大讨论中,并没有意识到市场 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有效保护,而这将成为今后的讨论主题;

    在经济转型中,他们积累了对市场秩序的观察,发现了美,并希望它为更多的同胞所体悟。如果你骂他们眼睛只盯着钱看,他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向你解释经济自由和 政治自由的必然逻辑关系。

■本刊编辑部

    从1976年7月下旬起,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和他的同事李鑫便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舍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警卫局服务科派厨师每天值班,按时送菜送饭。

    中央决定,毛主席的丧事预做准备,指定他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因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时起草,文中凡“毛泽东主席”五字,均由五个三角形替代。

    这是他们一生中接受的最重大最严密的任务。在他们看来,也是毫无意义的任务:他们相信毛主席绝对不可能死。9月9日,噩耗传来。一位河南教授在学校组织的追悼会上哭诉:“毛主席,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

    1976年10月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终身难忘。这天夜里,床头的电话震碎了老杜的苦梦,“江青被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四人帮被打倒后一段时间,街上还有人在喊“继续批邓”。成都的流沙河听到一个民间传说,说邓伯伯来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发现,报以掌声。邓伯伯含笑挥手答谢说,“继续批邓,继续批邓”。因这个传说富有蜀人的幽默,流沙河记得特别牢,但他听了没有笑,却差点哭出来,当然不是悲哀。

    1957年,流沙河因《草木篇》获罪,成为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被押回金堂老家,做了锯匠。1976年1月9日,在街上看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静默无言地列队走向公园追悼总理,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才想起国难当头,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是大右派啊!”

    1976年1月19日,“大右派”邓小平的硕大头像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色调极为暗淡、阴郁。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角的醒目标题则是:“中国:朋友还是敌人?”

    这种暗淡、阴郁、疑虑的格调,不仅反映了观察者看到的中国,也揭示了观察者所在的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心理状态。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末期,国家处于崩溃边缘,周恩来去世,毛泽东也将不久于人世。中国的未来将由谁领导?中国向何处去?

    这便是1976年的中国。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四人帮”的倒台为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划上了句号。

    但这并不是1976年生人个人经历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文革的亲历者,经历里没有造反、庆典和大游行,没有花如潮、旗如海,也没有歌声、喊声,义薄云天。他们是在历史的故纸堆,在父母辈零碎哀婉的叙述中获得了1976年里的这些个体片断。

    这些随天灾人祸而来的惊慌惶恐、不知所措,加深了1976年生人对这一年份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以1976年为标志,中国调转了方向。革命、阶级斗争、暴力的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是拨乱反正、改革和巩固。政治挂帅、又红又专被务实的实事求是取代了。

    拨乱反正的过程千钧一发。关于1976年10月6日翔实的历史细节表明,中国完全可能行驶在另一条航道上,1976年生人可能重蹈覆辙,延续父辈在“文革”里的命运。所幸,不幸没有发生。

    这决定了1976年生人几乎在懂事的第一时间起,便决心实践迥异于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告别陈旧信仰。

    他们反对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反感父辈的价值观。我们年轻,他们老了,这是他们最初的价值立场,1976年生人以这样的姿态开始自己在历史里的第一声啼哭。

    但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荒诞感。他们出生时,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前途未卜。而仅仅30年后,在他们的而立之年,他们需要准备好大国国民心态,迎接一个专属于中国的世纪。因为勿庸置疑,2006年,中国正处于几百年来的最盛景。

    他们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是荒诞时代的亲历者。没有天灾与人祸,哭泣与呐喊,莫测的铁幕与街头的人群,标语与花圈,慷慨的檄文与玫瑰般的诗歌,没有被革命信仰重压熬榨,虚脱麻木,劫后余生。他们嗷嗷待哺,赶上了荒诞时代的尾声,却只能在懂事后听说、回味那些激动人心的风景。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是深沉沧桑,经历风浪,饱尝冷暖的,深怕被误解为是周杰伦一代、嘻哈一代,和80年代生人一样,是历史的一张白纸。他们习惯于对80年代生人说,你们还年轻。

    童年。同样没人管,没人问,在废墟、野地、大院、田间疯玩。他们童年的经济生活一片惨淡。陈云1980年代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这么多要饭的”。

    种粮食的吃不上粮食。在当时的农村,农民劳动一年得到的现金分红不过十几块钱。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这只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实际拿到的不过每月50元。

    经济生活的窘迫和童年的诗意并不相悖,抓革命促生产、真理标准论辩中的父母还无暇顾及,和日后日益讲求实利、规范的社会秩序相比,这是1976年生人的诗意时光。家庭陆续安定下来,政府、工厂、学校、农村不再有大批判的喧嚣,经济平缓回升,中国艰难复苏。

    少年。青年。小学、中学、外出打工、大学。写诗、唱歌、读书、幻想。80年代的一切主题,也是1976年生人的青春主题。但确切地说,他们只是80年代的旁观者,他们和80年代之间是懵懵懂懂,若即若离的,并没有切实的血肉联系。

    他们的年龄还不足以体验爱情、痛苦、困惑、批判、尊严、人道、悲悯。那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自己的青春期,还不能展示勇气和担当,才华和活力。

    他们虽然根深蒂固地知晓,人不再是被安排好的命运,和政治的道具、附庸,但他们还未成年,还没有开始独立的人生。还不能形成这样的价值指向:人和人性的重建,比政治、经济上的重建更为艰难和宝贵。

    没有从80年代的思潮里汲取足够的营养,是1976年生人的一道硬伤。

    这使得今天,他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借助对80年代的温暖回忆,以当时的理想主义菲薄当下的急功近利,以当时的精神至上贬斥当下的消费崇拜,以当时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对抗网络一代无节制的虚无和逃脱。

    他们还不及思考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个人和体制,主义和问题,完成个人价值的最终确认,80年代就结束了。然后,精神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型,实利社会开始了。

    他们雄心勃勃,希望与众不同,坦诚、义无反顾地拥抱新时代。1993年,16岁的柴静高考成绩平常。母亲为将来的就业考虑,让她报考“铁老大”。她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却一门心思要去远方。妥协的结果,柴静南下长沙,“当时走得那么急,头也不回,恨不得把过去全部抛掉”。

    渴慕成功,崇拜创业英雄,和商业世界不疏离,不抵触。崇尚现实奋斗,创业、竞争、致富,彻底入世。更重要的,在经济大潮中,1976年生人真正学会了思索人生,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对利益的诉求不再扭扭捏捏,并把它理解成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他们希望重新梳理一些广为流传、但似是而非的错误理念;

    他们希望更深入地观察80年代,更新知识体系;

    他们相信在80年代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有效保护,而这将成为今后的讨论主题;

    在经济转型中,他们积累了对市场秩序的观察,发现了美,并希望它为更多的同胞所体悟。如果你骂他们眼睛只盯着钱看,他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向你解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必然逻辑关系。

    这是真实的内心写照,在彷徨、左顾右盼多时后,他们确立了如上的价值观,由此,1976年生人找到了自己在最近50多年中国历史里的精神位置,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生于1976年,并不是一张严格、工整的精神图谱,但还是可以按图索骥。有网友在网上标出1976年生人的身份:

    是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是最后一拨男女生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中小学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享受过最纯真最动人的日本动画片,到八十岁仍能张口就来一段《铁臂阿童木》主题歌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了《排球女将》后,逢中日排球赛就紧张万分,生怕日本队真练成了睛空霹雳、流星赶月,抢走中国女排“五连冠”的人……

不错的一篇文章

v 30年集体记忆

2006-12-01 14:42:53    来源:人物周刊

■实习记者    夏娟   

    过去的30年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改革成果最多的30年,也是变动最大的30年。

    30年里,有太多的细节值得我们回忆与珍藏。这些极有代表性的人和事,见证了中国30年的岁月巨变,塑造了“76”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我们的集体记忆。

国事变迁

    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再到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国百废待兴。

    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由此结束了极左路线,以民生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宏观方向开始确立。

    1981年,中国女排夺冠,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继而成为国人追捧的大众偶像。 五年里,中国女排连续五次夺魁,其顽强的奋斗精神被誉为“女排精神”。

    1984年,“小平您好”的横幅,很多人都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过这条横幅,这是1984年国庆游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打出的。通过电视的转播,当年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著名的口号。邓小平被几代中国人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87年,第一个艾滋病人在中国出现,由于中国人缺乏对艾滋病的充分了解,对艾滋病的恐怖被夸大,有些导游甚至拒绝和外国人握手。12年后的1999年,河南“艾滋病村”被媒体首次公开揭露。

    1993年,下海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生了继1980年代后的第二次下海经商潮,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当然也有很多不谙“水性”的“弄潮儿”被淹没。

    1994年,“宝马”汽车进驻中国,宝马集团在北京设立第一个办事处,国人“开宝马、坐奔驰”的财富梦想由此起步。从此之后,各种国际品牌的汽车席卷中国。

    1997年,香港回归,这是举国欢庆的一年,香港的回归洗雪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

    1998年,全民抗洪救灾,那一年夏天的洪水淹没了很多人的家园,但在面对巨大灾祸时,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奋斗精神却令人振奋。

    2001年,“中国入世年”,中国终于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中国人还听到了很多喜讯:北京成功申办2008奥运会,中国男子足球队第一次冲出亚洲,取得参加世界杯资格。

    2003年,SARS,非典的恐惧曾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预防机制提出了严峻考验。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天路穿越世界屋脊的“壮举”,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随着铁路线的延伸,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呈现在世人面前,西藏的独特文化能否得到保护,也开始面临挑战。

 

大众文化

    70年代末—80年代末

动画片

    孩子的启蒙教育除了书本、父母,多了动画片。让这代人难忘的国产动画片有:《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神笔马良》、《葫芦兄弟》、《黑猫警长》、《阿凡提的故事》。1980年代引进的一批日本、美国动画片堪称经典:《铁臂阿童木》里纯真、善良的机器娃娃、《忍者神龟》塑造的侠义精神、《米老鼠和唐老鸭》中李扬和董浩富有特色的配音、《聪明的一休》里的口头禅“休息,休息一会儿”……

偶像

    第一批青年偶像主要来自港台歌星: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等,《小城故事》、《兰花草》、《童年》、《光阴的故事》等歌曲举国传唱。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及港台明星为国人所熟识:山口百惠、小虎队、王杰、费翔、周润发、赵雅芝……“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同心草,串一个同心圆”,还记得小虎队的《爱》吗?

武侠影视剧

    1982年播出的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剃光头、学武术成了当时男孩们的时尚。此后的近10年里,港台武侠剧热播:《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的迷踪拳、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让孩子们如痴如醉。而精灵古怪的“黄蓉”——翁美玲,也成为那个时代观众的最爱。

琼瑶热

    女的温柔漂亮,男的英俊潇洒,他们的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看琼瑶的小说或电视剧时,肯定要准备一条手帕。80年代初,《窗外》、《聚散两依依》、《在水一方》、《青青河边草》……这些甜腻腻的爱情故事征服了大量的痴男怨女。

80年代末—90年代末

大陆流行歌曲

    1993年左右,大陆本土流行音乐出现一个小高潮,《大中国》、《中华民谣》、《笑脸》、《九月九的酒》、《祝你平安》、《小芳》、《纤夫的爱》、《一封家书》……同时,“校园民谣”在大学校园里广为传唱,《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白桦林》……

港台明星热

    香港的四大天王、谭咏麟、张国荣、Beyond乐队、林青霞成了众人追捧的偶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深受欢迎,《大内密探》、《大话西游》、《喜剧之王》等影片被“星迷”奉为经典。

“第五代”现象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第五代导演一出场就不同凡响:《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为中国电影人赢得了世界性赞誉。另类杀入的冯小刚,无意间开创了一种冯氏黑色幽默风格,拍摄出一系列具有浓厚北京特色的京味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

进口大片进入

    1994年,第一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在国内首映。此后好莱坞正版大片来势汹汹:《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廊桥遗梦》……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赚足了中国观众的钞票和眼泪。

电视娱乐节目火爆

    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为序曲,《玫瑰之约》等节目相继推出,受到强烈刺激和启发的央视,也接连推出了《开心辞典》等相对抗,由此带动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百花齐放”。

 

21世纪初—2006年

“韩流”来袭

    “韩流”从歌坛吹到影视界,再到韩国的科技产品、服饰、饮食。首先是人气乐队组合H.O.T,2000年在中国刮起了强劲的旋风,肥大的“水桶裤”、闪亮的耳环,被中国年轻人争相模仿。紧接着,韩剧流行,《我的老婆是大佬》、《我的野蛮女友》、《蓝色生死恋》……使得安在旭、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明星在中国受到欢迎。2005年《大长今》的播出,更是让三十多岁的女明星李英爱变得家喻户晓。

周杰伦

    周杰伦的“横空出世”多少让人意外,对于他的“吐字不清”,有人不喜欢、不解甚至鄙视,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他的蹿红速度。他的“酷”,我行我素,以及音乐才能,使他成为青少年崇拜的超级偶像。

网络红人

    互联网的普及,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红人”:从木子美、竹影青瞳,到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再到今天的国学辣妹,而我们,连她们的真实名字都不知道。

电视选秀节目火爆

    2005年,“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有学者称之为“草根精神的复苏”。2006年,选秀节目大幅增加,“超女”继续举办,“加油!好男儿”杀入,由选秀节目诞生的“明星”也日渐增多:李宇春、张靓颖、尚雯婕、师洋、蒲巴甲……他们能红多久,这是大多数观众的疑问。

流行时尚

70年代末—80年代末

“鸡窝”式烫发

    1978年开始,城市里最时髦的发型是卷发和电烫发型,而这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

喇叭裤

    从西方传入的这种奇装异服首次出现在中国大街上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甚至恐慌。喇叭裤成为风行一时的主流裤型。

可口可乐

    1979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

健美操

    80年代中期出现健美操热,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到处举办健美操培训班。

西式快餐厅

    80年代中期,汉堡、炸薯条、冰淇淋等洋食品出现,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1987年,肯德基在北京开设第一家餐厅。

录像厅

    这种新型娱乐场所的盛行,是因为当年风靡港台片,很多年轻人沉迷于此。

比基尼

    1986年,穿着比基尼的女孩首次出现在全国健美比赛中,为此,国人进行了一番审美观的大讨论。

台球

    当年娱乐设施匮乏,导致城市、农村到处可见到台球台,以及围拢在四周观战的人。

80年代末—90年代末

呼啦圈

    90年代初,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转呼啦圈的大人小孩,一种全民健身的氛围如火如荼,当年呼啦圈的玩法多种多样。而今,它更多地被用作减肥。

卡拉OK

    广州是最早流行卡拉OK的城市,这种自娱自乐的休闲形式,是当年最时髦的,并持续至今。在此带动下,90年代初,中国城市出现了最早一批夜总会、歌舞厅。

内衣外穿

    麦当娜这种穿衣风格席卷全球,之后,露脐装、吊带装在中国出现。

“大哥大”

    砖头一样厚重的“大哥大”是最早的移动手机,90年代初,起源于广东的这种通讯工具更多的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其使用者更多是一些“暴发户”。

国际顶极时尚品牌

    时尚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引用,国际顶极时尚品牌集体进入,更多国际时尚品牌为中国人所认识:路易威登、阿玛尼、香奈儿……

超市

    1994年,马来西亚百货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紧接着,家乐福等蜂拥而至,将超市变成国人最喜欢、最时髦的购物场所。

MBA热

    1997年,MBA(工商管理硕士)受到中国公司的青睐,成为人才市场中的抢手货。到国外读个MBA,在当时不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一种时尚。书店里各种MBA书籍热销。

21世纪初—2006年

MP3、MP4

    轻巧、方便、美观的MP3、MP4逐渐取代随身听、CD机,成为年轻人播放音乐的最爱。

唐装

    2001年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各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穿的都是大红色或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瞬间传遍全球,唐装迅速流行。这种东方韵味十足的唐装,使穿惯了现代时装的人们产生了亲切感和新鲜感。

选美

    各种选美比赛增多,2002年,环球小姐大赛首次设立中国小姐奖项,上海女孩卓灵获季军。

宽带

    随着电脑的普及,宽带也成为一种时尚。2003年中国开始接入宽带,它的高速下载功能使之成为网络时代的“世纪宠儿”。“你们家装宽带了吗?”一度成为中国人流行的问候语句。

手机短信

    它被人们称为第五媒体,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手机短信拜年火爆,很多新闻也是通过短信最先传播的。

博客

    2004年的“木子美事件”让中国民众初次了解了博客,但博客真正为网民熟知,应该起于2005年。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设立了博客频道。博客以网络为载体,在迅速发布个人心得、及时与他人交流方面,有其独特功效。影星徐静蕾的个人博客“老徐”,点击率超过3000万,刷新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纪录。

浙大儿女

    哈哈,笑死了
 
    宝俶山上砍过树,老和山上盗过墓,此生行尽天涯路,浙大儿女就是酷。
    武林广场下过海,火车站旁挂过彩,青山颜色终不改,浙大儿女就是拽。
    东山市场看过场,古荡小区嫖过娼,万里长城万里长,浙大儿女就是强。
    西湖池里洗过澡,延安路上赛过跑,天若有情天亦老,浙大儿女就是叼。
    颐高顶上练过武,北门迪厅嗨过舞,天下英雄皆入土,浙大儿女就是虎。
    毅行途中流过汗,玉泉饭店吃过饭,也曾弯弓射大雁,浙大儿女就是赞。
 
    今天发现,原来,这首打油诗也是一系列的.......
12月8日

卖身契

    卖吧,迟早要卖的......
11月8日

大头鬼

    大头鬼,不要老是唬我

菜市场

    你他娘就是一家菜市场